農村生活垃圾得不到妥善處理帶來的“臟亂差”問題、垃圾圍村問題、沿河沿湖隨意堆放等問題已經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已經成為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顯著提升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特別是大力推進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是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的必然要求，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任務，是強化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整治農村人居環境的主攻方向。

為此，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住房城鄉建設部和生態環境部分別組織開展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專項行動和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行動，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積累了一定經驗。浙江省金華市在農村垃圾分類方法、轉運方法、利用方法以及工作方法等方面進行了多年探索，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農村垃圾分類和資源化利用模式，為我國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樹立了樣板。但是，我們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總體而言，我國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仍處于起步階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十分突出，法治基礎薄弱，資金、隊伍、設施短缺仍是制約我國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礙。

《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是我國各類固體廢物治理最重要的依據。該法對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相關規定較為詳細明確，但對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并未提出明確要求，僅提出農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具體辦法由地方性法規規定，使得大多數地方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實際上處于無法可依、無人該管的境地。同時，由于我國各類基礎設施建設長期以來存在的“重城市、輕農村”的問題，客觀上形成了生活垃圾治理“城鄉二元結構”的局面。在《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修訂中，應該明確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以法治為基礎，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統籌、因地制宜”的垃圾分類制度基本要求寫入其中，著力破解生活垃圾治理“城鄉兩重天”的難題。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指出，推進農村生活垃圾治理要建立健全符合農村實際、方式多樣的生活垃圾收運處置體系，有條件的地區要推行適合農村特點的垃圾就地分類和資源化利用方式，同時提出建立地方為主、中央補助的政府投入體系，調動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健全治理標準和法治保障，為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提供了清晰指引。

分類處理的前提是地方政府要提供基本的收運服務和處理設施，即要有基本的資金投入、專業隊伍、處理設施保障，否則分類處理只能是空中樓閣。2017年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已經達到97.1%，根本原因就在于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責任主體清晰，市場化機制較為成熟，在相對充足的資金投入下，建立了專業的收運與處理隊伍，建設了現代化的處理設施。相反，生態環境部近期以長江經濟帶為重點開展的“清廢行動”中，發現大量農村生活垃圾非法傾倒問題，主要原因還在于地方政府資金投入不足，缺乏規范的處理設施，不能提供基本的收運與處理服務。所以，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的當務之急是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引入市場化運行機制，建立兜底的收運和處理服務系統，首先解決生活垃圾隨意堆放、非法傾倒、無控處理導致的環境衛生和環境污染問題，逐步實現常態化、規范化管理。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 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中，對不同區域的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制定了符合實際的目標和路徑，提出加快垃圾分類處理，推進農村垃圾就地分類、資源化利用和處置，建立農村有機廢棄物收集、轉化、利用網絡體系。

與城市相比，農村垃圾分類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農村一家一院的居住條件有利于垃圾分類責任的界定和追究；親情關系和熟人社會有利于組織動員和宣傳教育；農民對正面激勵和榮譽獎勵相對較為敏感；同時，農村有較大土地空間可以就地消納分類垃圾。所以如果政府下大力氣推動，建立良好的工作機制，農村垃圾分類應該比城市更容易取得成效。

但是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區域農村的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千差萬別，推行農村生活垃圾分類也應因地制宜，循序漸進，不可生搬硬套，急于求成。

人口密集、交通便利、具備城鄉一體化條件的農村，垃圾分類系統應盡可能與城市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系統銜接協同，通過適度的就地資源化利用減少進入終端處理設施的垃圾量，同時打通不能就地資源化利用組分與有害垃圾進入城市生活垃圾分類處理設施的出路，實現人居環境質量全面提升。

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不具備城鄉一體化條件的農村，垃圾分類系統應盡可能與當地的特色產業與自然條件結合起來，為有機垃圾與無機灰土尋找可行的就地資源化利用途徑，不能利用的其他垃圾集中收集后，在受控的處理設施中集中處理。

環保部門也應該從農村人居環境質量整體改善的角度出發，制定符合實際、分級管理、動態改進的污染控制標準，為此類小型就地資源化利用和受控處理設施的建設與運行提供技術指導與規制保障，務實推進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